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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蕊风化案。
哦，那说来听听。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任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担任一路之监司，职掌江河疏浚、常平法的施行以及茶叶、食盐之专卖。这一年，浙东遭遇百年不遇的水涝之灾，民众卖田拆屋，饥困支离。朱仓司受朝廷指派，巡查、监督各州县救灾赈灾情况。
一路走来，看到墙倒屋塌，农田荒芜，提举大人顿生怜悯之心。于是乎，督查工作尽心尽力，颇为严苛。哪个州县做不好做不到位的，他毫不客气。轻则当场指斥，重则上奏弹劾。
当时，说斋先生正在知台州任上，工作自也做了些许，然而，百密难免一疏，州府政事和灾荒救赈方面自有缺失，治下官吏和平民也会有不满之处，于是提举大人就以此为典型，两月之内连奏六次，交章弹劾，目的就是想把唐知州一棍子打死。
按说，两浙东路所辖州县数十，类似唐仲友者不止其一。但仓司大人为何对他穷追猛打，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呢？其中隐情有二：
一则，朱唐二人素有宿怨。朱夫子一向大肆推崇周程理学，并经多年研读，将其理论加以弘扬，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在本朝士人之中无人不晓，影响颇多，以至于称之为圣人，学生故旧遍布朝野。而浙东婺州一带，吕祖谦、家岳、陈亮等名士，也有其学说，自成一派，学问称婺学，理论称永嘉事功学。唐仲友就是永嘉学派的一位骨干。朱夫子一向唯我独尊，对事功学，还有陆象山的心学，自是小觑，颇有微词；而唐仲友对程朱理学也不以为然，讥讽其琐屑深奥，脱离实际。此属文人相轻的表现。
再则，朱熹喜欢沽名钓誉，明知当朝宰相王淮是唐的亲家，京都多名大臣为唐辩解，仍然偏向虎山行。想博得为民除奸、不畏权贵之美名。为了打响这一如意算盘，尽管手中没有唐大人贪赃实证，仍然揪住不放，企图从一介弱女身上撕开缺口。所以不惜对台州营妓严蕊施用酷刑，致使严蕊遍体鳞伤，九死一生。试想，他一旦将唐的罪名坐实，不但唐从此不得翻身，就是宰相王淮和那几个为唐辩解的重臣，也难逃庇护之责。
堂堂地方大员、一代大儒，为一己之私，用心如此狠毒，可见，并非忠厚善良之辈。
不料，出身卑贱的严蕊却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女子，什么都不说，拒不承认与唐大人有男女私情、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弄得朱提举手足无措。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震惊朝野。最终结果，叫人啼笑皆非。唐仲友难逃其咎，罢职回乡，朱提举小题大作，两面不讨好，灰溜溜辞职。胜利的倒是**严蕊，她赢得了众人的怜惜和赞叹，而那首《卜算子》也因此一举成名，后任仓司岳飞三子岳霖，也因成全严蕊，而博得好评。
那么唐严二人，到底有没有男女私情呢？虽然严蕊只承认二人只是诗歌唱和，文人相惜。发乎情，止乎理；但实际上，唐仲友在事发之前，以知州身份，为严蕊、卫惠等四名歌妓解除乐籍，恢复其自由。可想而知，他二人之间有私情，并且有你情我愿、惺惺相惜之成分。
罢职回乡后，唐仲友从此脱离官场，一心治学、刻书。一次，我随唐澄去金华东溪看他，态度谦和，俨然一副忠厚长者。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刻印书坊，津津乐道书籍刊刻之术，绝口不言官场之事，完全一副书家模样。而所刻之书有《荀子》、《杨子法言》、《后典丽赋》和《昌黎先生集》，皆属刻印珍品，流传甚广。
淳熙十五年(1188年)秋，说斋先生去世，享年五十有三。我又再赴金华东溪，为他送最后一程。
事后，唐澄送我一套《说斋文集》。仍对朱熹耿耿于怀，认为不是朱熹再三弹劾，他二叔定不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