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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贵被俘北上，后晋灭亡。
这件事对淮南的震动还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南唐在对契丹的外交政策上处于了极大的被动。两国长期以来保持了亲密友善的外交关系，并一直以南北夹攻中原、瓜分中原为合作基础，在契丹南下灭晋的时候，就曾对南唐发出过真诚地邀请，要求李璟兑现曾经的山盟海誓，携手揽腕，汴州相见。
然而南唐却像极了一切渣男，“下次一定。”
说实话，李璟并非不想履行诺言，而是福州战事牵扯了南唐的绝大部分精力，实在分身乏术。但不管怎么说，南唐在契丹灭晋的过程中，扮演了看客。
现在，契丹成功了，南唐在道义上先输一筹，在日后的外交中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南唐与契丹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敌人的基础上，中原王朝既是双方的战略缓冲，又是友好亲密的纽带，如今，两国之间失去了友好合作的基础，却增加了利益冲突、军事摩擦、政治对抗的风险。朋友与敌人的转换正在悄然发生。
契丹派使者出访南唐，通告灭晋事宜，这次外交访问在史籍上有着多种截然不同的记载，都非常有意思：
《十国春秋》：“是月（947年2月），契丹以灭晋来告捷，且请会盟于境上，辞不赴。”
“会盟于境上”，翻译翻译，什么叫“会盟于境上”？给我tm的翻译翻译，什么tm的叫tm的“会盟于境上”！
古人非常含蓄，无论是威胁恐吓还是诋毁辱骂，也要讲究儒雅，即便宣战，也不会爹娘祖宗的爆粗口，比如曹操吞并了荆州之后，给孙权写信，“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我们梳理了南唐在外交上的被动和军事、政治上的危机之后，再看这句“会盟于境上”，品，仔细品。
当然，《江南野史》和马令版《南唐书》却对这次“会盟”有着独到的记载：
“契丹遣二使来告，曰晋少主逆命背约……将册君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已而叹曰‘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国乎’？”
大意是辽太宗耶律德光派来两位使者，向李璟解释说之所以灭晋，是因为石重贵是大渣男，而自己其实非常希望恢复大唐与契丹的关系，既然李璟同志是大唐宗室，那就请李璟当中原之主，恢复盛唐疆域……然后李璟谦虚地说自己能治理好淮南就知足了，如果耶律德光真的不忘先好、缅怀大唐的话，就请他善待中原的百姓，至于其它的，自己就不敢奢望了。随后又感叹说自己其实是因为身陷福州战事，所以无力问鼎中原。
毋庸置疑，这是强行往李璟脸上贴金。不多解释，看一眼《辽史》、《资治通鉴》等权威史书，就会知道这段记载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自恋！简直臭不可闻，何止是臭不可闻呀，简直就是臭不可闻。
对于契丹“会盟于境上”的邀请，李璟婉言谢绝，派工部郎中张易（《江南野史》记载是兵部尚书贾谈，马令版《南唐书》记载是兵部侍郎贾潭）回访，先对契丹灭晋表示祝贺，随后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身为李唐宗室，请允许我派人到长安修复皇陵。
如李璟的感叹，他是陷入福州战事而无力问鼎中原，但他可以以这种方式在中原刷一遍存在感，告诉长安乃至整个中原的遗老遗少：大唐没亡！李唐宗室在淮南站稳了脚跟，今天回来修坟，明天就回来坐殿！
对此要求，契丹断然拒绝。
契丹灭晋，使得那些曾经得罪过契丹的人心有余悸，他们选择了出逃避祸，例如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等，他们逃过淮河，投奔南唐，淮河北岸许多不愿臣服于契丹的民兵、游击队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南唐的招安。
南唐朝廷内部因此又涌现出一大批“主战派”，他们以韩熙载为代表，韩熙载上疏称现在是复兴大唐的最佳时刻，因为契丹虽然消灭后晋，但在中原缺乏群众基础，文武将帅和普通百姓的反抗情绪高涨，契丹势必不能久远，此时北伐顺天应人，大业可成，如果错过机会，中原必定会涌现一位抗辽领袖，他将整合反辽力量，并最终统一中原，到那时，南唐又会面临一个北方劲敌。
韩熙载的预言非常精准，当月（2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高举反辽义旗，4个月后，入主汴州。
李璟及群臣非常认可韩熙载的说法，但福州战事让他们有心无力，只能错失良机。
当时间来到3月，吴越国再派援军抵达福州南面的白虾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