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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三章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第1页）

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

**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

。

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

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

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

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

，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

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

。

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

，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

。

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

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

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

法国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

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

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

。

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

视为“天赐的礼物”

，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

。

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

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

“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