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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西北过于遥远，能在36年上半年几经跋涉赶到西北也就是临近省份的灾民。
朱庆澜在去年年底前发表了那则声明后就不再同南京当局进行联系，而是找各省要员打交道。根据今年的灾情和他的人际关系情况，朱庆澜在5月下旬找上了四川省主席刘湘。清末时朱庆澜就曾在四川任职，辛亥时他又曾积极响应，加上这些年来也没少为四川灾民尽心，找上刘湘还是能说上话的。
刘湘听朱庆澜竟建议其组织四川灾民经甘南到西北，诧异之下，便脱口问道：“子桥兄怎么会如此提议，莫不是与西北方面有什么关系？”
“要说有关系，也就我大儿子一家被扣在西北，此外别无关联。”朱庆澜正色道，“西北既然公开声明会给到那里去的灾民以活路，那总比当局的不作为强。同为中华子民，岂能因政见不同、派系各异，就断绝千万灾民活路？莫说是西北，就是中共，若能拯救千万灾民于水火，我也愿为之奔走。甫澄身系川省百姓之安危，真忍心受灾父老因饥馁而亡？”
若是别个在刘湘面前如此说辞，刘湘肯定不会给好脸色，重的肯定会下狱治罪，轻的也会被斥为“悖逆狂言”。可这话从朱庆澜口中说出来，却符合此老这些年“但为灾民计”的一贯言行。当初蒋冯大战和中原大战的时候，朱庆澜可没少组织人力、物力救助交战双方辖区内的灾民、难民。蒋、冯、阎彼此之间明争暗斗，但对朱庆澜组织的救助活动却也各自褒扬不已。
“子桥兄这话说得，甫澄能听得却不见能行得啊。”刘湘苦笑道，“去年川军剿共不利，中央又对川省关注日重，党政军各方在川力量都大为加强，眼下川省局势微妙，子桥兄想必也有耳闻。若这个时候就组织灾民去西北，恐怕就更给人以借口了。”
在36年5月份的时候，四川境内虽然许多地方自开春后就亢旱无雨，可雨季还没到。若雨季能缓解旱情，并在秋季获得丰收，这个灾年咬咬牙还是能过去的。现在就让刘湘组织灾民去西北，说不准还真可能被扣上个“通匪”的帽子。
虽然对其婉言拒绝心有遗憾，可刘湘的顾虑，朱庆澜也略能猜到一些。叹了口气，朱庆澜稍带失望地又问道：“眼下川省已有67县严重受灾，夏粮已然无望，若夏、秋两季灾情扩大，甫澄还是置千万父老不顾吗？”
刘湘当然知道四川现在67县灾情严重，可另外还有79县有指望，加上对雨季和秋收的期待，这才使其婉拒了朱庆澜的请求。可若是灾情扩大，夏秋也无望，那四川5、6千万父老可就真的要挣扎在生死边缘了。
“若是子桥兄不幸言中，到8、9月份，灾情仍无转机，甫澄便是拼了这头上乌纱不要，也决不能置川省千万父老生死于不顾，总要为大家挣上一条活路”咬了咬牙，刘湘慨然说道，“就如子桥兄所说，甫澄一定组织灾民经川北、甘南去西北”
刘湘虽然作战勇猛、敢于拼命，被人称为“刘莽子”，也很迷信，可心中却存有大义，这从原本历史上刘湘在抗战中的举动就可看出。
原本历史上，七?七事变后，面对各方的犹豫不决，刘湘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公然宣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其后，刘湘“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的临终遗嘱，更是激励川军将士在前线前赴后继。
实际上，抗战8年，四川出动了40万兵力，并向前线提供了300多万兵源。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川，老蒋不但后方都成问题，能不能熬得过8年也非常成问题。
但令人叹惋的是，刘湘这样一个抗日英豪，身后却落得开棺暴尸，尸骨无存的下场。
此时，朱庆澜见刘湘话都说到这份上，也不好再说其他。只道：“唯愿天佑川省黎民，早降甘霖。万一事有不谐，也希望甫澄多尽心力。”
“子桥兄放心。甫澄身受川省父老拥戴，断没有置千万父老生死于不顾的道理”刘湘郑重许诺道。
朱庆澜此行虽然没能使四川灾民即刻北上，却也得到了刘湘的一个承诺，也算有所收获。而此时的西北境内，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灾害。
36年上半年，西北政府境内遭受了数次地震。
先是1月1日、1月28日新疆境内发生了两次地震，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人民军造成一定影响。其后，新疆尼勒克于5月17日、吐鲁番于5月20日先后发生地震。好在震级不高，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大。
新疆之外，甘肃在5月底前也发生了两次地震。
甘肃康乐、和政一带在2月7日发生了6级地震，造成倒塌房屋、窑洞近万间，伤者过百，死者数十的严重损失。随后，兰州、临夏一带又在3月8日发生了5级地震，不过，这次只有少数民房倒塌，并无人员伤亡，损失轻微。
而地震之外，其他灾情也多有发生。河西走廊一带，春旱严重。好在水利设施已经完善，加上柴油机水泵等抗旱机械投入使用，夏粮虽受不小影响，但也能保证收成。这与原本历史上36年春夏河西走廊一带发生的亢旱和瘟疫肆虐造成“十室九空”的损失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西北眼下的损失并不算严重，可赵振中知道，如果资料记载没错的话，新疆和甘肃今年还会有地震，而且会比此前几次造成更大的破坏。至于原来历史上夏秋间给宁夏、甘肃造成大面积损失的冰雹，赵振中正想办法利用火箭干预天气，尽量减免损失。
就在西北收留、安置周边省份陆续抵达灾民，并加紧建设夯实根基的同时，老蒋也在琢磨着是利用进入山西的中央军5个师，加上晋绥军十几万人，先就近拔掉人民军在晋西北的桥头堡，还是大军过河到陕北，在张、杨两部配合下清理掉中共？当然，借机削弱晋绥军，插手晋、绥两省事务也是免不了的。
5月26日，南京当局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负责指挥西北剿匪事务。老蒋架空阎锡山的步伐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不过，有了同西北的暗中协定，晋绥军又掌握在手，阎锡山并未表露出如何慌乱，反而表态赞同中央决定。
但没等老蒋琢磨清楚究竟先对哪个动手，两广却先闹出了乱子。
6月1日，广东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等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攻击老蒋控制下的南京当局对日妥协退让，声称两广愿与日寇决一死战，并要求老蒋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
眼看要在西北下的好棋被两广给搅了局，老蒋自然心中恼火。老蒋一边以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名义对两广通电加以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晦”，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一边以军委会名义通电两广，严令部队不得擅自行动。6月10日，中央军两个军抢先占领衡阳，封锁粤桂两军的北上道路。
实际上，两广事变的发生，固然有地方实力派不甘心放弃手中权力、想借抗日大旗和民意同老蒋抗衡一番，但事变发展到这个程度却也和老蒋自己有莫大关系。
中原大战后，阎、冯下野，汪兆铭出走，国民党内同老蒋叫板的势力都被打压下去。但老蒋以武力手段解决党内矛盾、排斥异己的做法却激起了更多地方实力派的不满。
31年春，老蒋竟软禁胡汉民，这激起拥戴胡汉民的广东地方势力的极大不满，而桂系在此前两年接连败于老蒋之手，也不甘就此雌伏，遂勾联一气共抗老蒋。可以说，从31年开始，两广基本上就处于半独立状态，并一直持续到两广事变之前。
35年底，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老蒋竟向来人透露中央准备解决桂系的方针，并要求陈济棠配合，以彻底解决桂系和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
两广当时正私下沟通合作愉快，陈济棠怎么可能信老蒋给的画饼？相反，陈济棠得到消息后却认为唇亡齿寒，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老蒋吞并的命运。因而，陈济棠干脆主动联络桂系，把老蒋的意图合盘端出，并两广一同反蒋。
36年5月12日，反蒋重量级人物、粤系名义上的带头大哥胡汉民因脑溢血而亡。趁胡汉民死后，粤系、桂系内部重新整合的时机，老蒋提出了5条建议：1、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2、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3、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4、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5、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
这5条建议一出，老蒋削藩的意图暴露无疑，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
只不过，粤系、桂系一面以打着抗日的旗帜反对老蒋，一面却接受日本的军援，甚至其部队中还有日本教官，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基于这些复杂情况，在两广事变发生后，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只针对事变发布了一则评论后就没有过多谈及。在这则评论中，西北认为桂系一边叫嚷着抗日，一边却在接受日援和日军教官，令人不齿；南京当局压制抗日言行更为可恶。并进一步指出，两广事变只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借着抗日与否的名义在进行的新一轮争权夺利的行动而已。
当然，两广事变带给西北的有益之处也是有的。受事变影响，为了缓解来自各方的指责和压力，老蒋停止了原本要在西北开展行动的打算，甚至还加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力度。
不过，赵振中等人对两广事变却并未过多关注，而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旬集中总结新、蒙战役的得失，并拟订今后一年时间内的作战方案。西北争取出海口的预案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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