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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曹据。”
曹芳早有思想准备，听完也不作声，走了。但这件事郭太后显然事先并不知情，或者不完全知情，少帝走后郭太后一脸不高兴。郭芝劝侄女说：“大将军主意已定，应该顺着他的意思，咱们不要多说什么。”郭太后仍一脸不痛快，对郭芝说：“我要马上见到大将军，有话跟他讲！”郭芝以为侄女真要去给曹芳求情，继续劝她：“还是算了，赶紧把皇帝的玺绶拿来吧。”
许允事件后皇帝的玺绶都被收了起来，交由太后保管，郭芝一再催促，郭太后只得让人取来皇帝的玺绶，但没有马上颁布谕旨。郭芝拿着玺绶先回去复命，司马师让人到库房里把齐王的印绶找出来交给曹芳，让他马上搬出去，仍去当他的齐王。
曹芳搬出了洛阳，当时曹氏的王公都集中在邺县居住，但曹芳的身份毕竟特殊，没去邺县，但也没有到封地齐国，而是去了河内郡，此地距洛阳不远，便于监督，司马师让人在河内郡营建了一处齐王宫，按照诸侯王的礼制让曹芳在这里居住。
晋朝建国时曹芳仍在世，曹氏王公相应降低了封爵，他被降为邵陵县公，于西晋泰始十年（274）去世，时年43岁。
郭太后还是去见了司马师，她确实有很要紧的话要说：“听说大将军要立彭城王，可彭城王曹据按辈分是我的叔父，他要当了皇上，我往哪里摆？”是啊，太后通常是皇帝的母亲一辈，现在却成了皇帝的侄女，这个关系够乱的，司马师这才发现自己确实考虑得有些不周，郭太后一直是自己坚定的政治同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拿这次废立来说，有没有郭太后的谕旨效果完全不同。
司马师赶紧问：“那么，太后认为谁最合适呢？”郭太后的心里早有了人选，对司马师说：“高贵乡公曹髦是文帝的长孙，明帝弟弟的儿子，他最合适。”
曹髦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此时14岁，按照曹魏的封爵制度，皇帝的儿子初封为亲王，之后嫡长子世袭，而庶子降格再封，亲王的庶子就封为公爵，再往下封侯爵，再下封伯爵，曹髦被封为高贵乡公，封地在兖州刺史部东郡的东武阳，他的父亲曹霖已于少帝嘉平元年（249）去世。
司马师对新人选没有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曹髦毕竟只是小宗，入继大统是否合适？”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拥有无可非议的继承权，庶子一支称为小宗，不是在特殊情况下一般都没有继承权，曹霖不是曹丕的嫡长子，曹髦也不是曹霖的嫡长子，在继承权上就大打折扣了，在这一点上似乎不如曹据更有优势，司马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郭太后并不这么认为：“礼法上说，可以让小宗过继给大宗，尊大宗的父母为父母，成为大宗的后嗣，可见小宗仍有入继大统的义务，请大将军务必再议！”
郭太后的说法倒也有一定道理，曹芳既已被废，那么现在讨论继承的就是继魏明帝的大统，魏明帝如果有嫡长子，皇帝就应该是嫡长子的；没有嫡长子就是其他儿子的；没有亲生儿子，有养子也行。但魏明帝的三个亲生儿子都早早地死了，有过两个养子，一个就是曹芳，另一个是曹询，而曹询也在十多年前就死了，魏明帝已绝嗣，那么从他晚辈中再过继一个继承大统是符合礼制的，从辈分上说曹髦是魏明帝的侄子，而曹据是魏明帝的叔父，显然曹髦更合适。
在司马师看来选谁其实都差不多，而郭太后的态度却很重要，司马师于是把郭太后的意见再交群臣讨论，众人当然也说不出什么来，于是就这么定了。
司马师命太常卿王肃持节去迎接曹髦，曹髦不在封地高贵乡，他和其他曹氏宗亲一起被集中在邺县居住，王肃到了邺县，将这位毫无思想准备的14岁少年接到洛阳。
这一年的10月4日，曹髦抵达洛阳，进城前先在洛阳以北的玄武馆住了一晚。次日曹髦进洛阳城，文武百官在宫城的西掖门前集体参拜，曹髦下车答拜，有人提醒说天子不必答拜，可曹髦说：“我现在仍是臣属，而非天子。”答拜完毕，继续行进至止车门，曹髦命令停车，要步行入宫，有人劝阻说按照制度天子可乘车进宫，曹髦仍然反对：“我只是接到太后的征召，并不知道来做什么呀！”
听到这些话，人们无不佩服，小小年纪脑子却这么清楚、这么有章法，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车驾来到太极殿东堂，郭太后亲自在此等候，她本不用来，但不来又不放心，曹髦是她的侄子，小时候见过，她要亲自看一看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是不是曹髦。
见了面，确认无误，郭太后才放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