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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伊不应该被称为“弟妹”,可论规矩,陈伊伊一个妾室的身份,也不应该穿上华丽等同于郡王的服饰,既然后者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苏轼的称呼提高了一个档次,称伊伊为“弟妹”。陈伊伊没有领会到苏轼称呼上的尊敬,她刚才生完气,如今已经气消了,正躺在赵兴的怀里,完全没有听到苏轼的问话,一边对着指头,一边唱着赵兴教给的新歌:“今天我要嫁给你了……”,唱腔中充满了幸福。

    宋代关于歌词有俗雅之争,柳永代表的是俗词,或者说是通俗唱法,苏轼代表的是雅词,一番争论过后,苏轼胜利了,词学走向了大雅,而俗词走向了市井。陈伊伊现在唱的都是用俚语谱的歌,这在宋代属于俚歌。并且陈伊伊也没学会几句,翻来覆去就是几句词,但苏轼却不敢小看,因为歌词婉转,倾泻出那种出嫁女的忐忑心境。

    苏轼听了一会儿,试探的问:“怎么这歌只有半阙,后半阙呢?”

    陈伊伊这才如梦方醒,一边玩着两个指头,一边幸福的说:“后半阙歌词我不喜,怎么她嫁了一人,还想念着别人的好,所以我把后半阙忘了,学士大才,能为我补上后半阙吗?”

    苏轼被呛着了,他转过脸去,继续欣赏《西厢记》。陈伊伊犹在那里嘟囔:“秦学士将这《莺莺传》改成这模样,听着美极了,老师若无空,我找秦叔叔。”

    陈伊伊前面一次开口,还把苏轼当作平等人看待,接下来开口,已经认同了赵兴的身份,用赵兴妻妾的口吻称呼苏轼与秦观。稍作停顿,她才想起来回答苏轼的问题:“八月十五啊,兴哥,八月十五之前我们是不是要来一歌舞伎,如此,不如就定在八月十五——中秋夜宴,这名字听起来雅的很。”

    廖小小很会察言观色,陈伊伊开口的时候,她没有插话,等到陈伊伊决定了,她马上添油加醋:“楼顶平台能够容纳二百人,每家十口,楼上能容二十家,其余的就在院子里,再让班子里其余的人散布于四处,也算是中秋同乐,相公看如何?”

    赵兴仰脸看了看背后的青瓦台,再环顾一遍周围的院落,点头同意了廖小小的建议:“这得请一些熟人,请帖提前散发出去,核定人数,再根据人数规划场地,小小,这事你办吧。”

    小小响亮的答应下来:“中秋时分,让他们培育好樱花,到时候樱花开放,茉莉飘香,再加上满院的杜鹃玫瑰,好好筹划一下,定能让这园子口口相传……相公需给我几个人,这筹划的事情,还是那群孩子在行。”

    赵兴这座城堡里面圈了60顷地。宋代每顷地约为66666.66平方。这样大的住宅用现在标准来衡量,简直是千万富翁的标准,但在宋代,它有可能是政府救济的对象。

    宋代标准的中户为十口之家,而宋代第三等户在政府眼中以“十口百亩(实际统计为105亩)之家”为“自足”,其言“足食足用”者,这标准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温饱水平”。而宋代50亩为一顷。也就是说:十口之家有两顷地则为温饱。

    赵兴这院子圈了60顷地,只要园里住了三十户人家,他就勉强接近了宋代的救济标准,然而,他这座大院子不止住了三十户,甚至住了一百户不止。所以按宋代居住标准计算,他拥有的地产应该归于赤贫户,需要被政府救济。然而,这么做太丢人,赵兴想一想都觉得难堪。

    救济标准是什么呢?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十八日司马光言:“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硕足供日用,月掠十五贯足供日用。”司马光这意思是说,如果宋代的十口之家,家庭月收入与县长的月薪15贯相等,也就是人均收入一贯五百文,就属于救济标准范围。

    怎么救济?《开庆四明志》卷4《广惠院.规式》中载:“特不过矮屋三数间”,则“以省务酒额并归库,遂行修葺”,这意思是说:假使百姓穷到只拥有个位数的房间(三数间屋),无论每间屋子有多少平米,都从当地酒物税支取款项对百姓房屋进行修缮,然后“每一大口,月给米六斗,钱十一贯;小口五岁以上,月给米四斗,钱七贯;十五岁以上为大口,余则为中口……”

    当然,这一救济标准高了,宋代政府称这标准为“足食额”。如果灾荒持续过久,受灾面积大的话,这样配额政府“难可以久行”,只能减半,以“保命额”进行救济。

    现在,伴随着青瓦台完工,标志着赵兴这座庄园经过数年的修建,正式竣工。院子里数千工人将随之通过悬索桥到河对岸,帮赵兴在对岸建设一圈宋式的砖瓦房。那些工人走后,赵兴这座城堡里虽然不再有闲杂人员,但无论怎么算,里面的剩余人口也会将“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拉过救济线。

    对比苏轼在常州的庄园,也就一个中户的标准,足共三百顷,已十倍于赵兴这园子。

    但如果按司马光的标准,以月收入为衡量,赵兴又不应该被救济,因为他的月收入,或者说他的日收入都远远超过十五贯,再加上他还是现职官员,而现职官员从未进入救济范畴,所以赵兴真想拿到政府救济,只有辞官之后,成为老百姓,然后通过隐瞒收入的手法,才能获得政府救济。

    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赵兴这块将近数百万平方的大院子,在现代社会看来,是超越比尔盖茨的标准,但在宋人看来,只有两个字:局促。

    “这小院子,如果分做几处唱戏,恐怕腾挪不开”,苏轼遗憾的说,停顿了一下,他建议:“楼上只能坐二十户啊,二十户也够了,叫一些相称的官员,官绅,水榭这边也能容纳二十户,两者加起来,总共四十户,便是杭州官员一网打尽,也足够了,无需设更多的点。”

    “甚好!就这么定了,楼上的十户由我来发帖,剩下的一半由老师做主,楼下的,这水榭便让兄弟们玩耍,如此甚好”,赵兴点头。

    台上的《西厢记》已经唱完了三个折子。宋代这样的戏剧,由于功效不高,舞台布景速度缓慢,所以每天只唱两三个折子,整本的《西厢记》需要唱五天,就像长篇小说一样,每天不断更新。而许多长剧甚至要唱一个月,戏剧唱完,轮到几个乡间老农打扮的诨话依次上台,他们轮流演唱歌颂主人的歌。

    一个人扮作老翁,一步一喘的走上台,他清了清嗓门,扬声唱道:“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著县门,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稼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啼。”

    这首宋代民谣诞生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自王安石变法之后,百姓已经快将这首歌遗忘了,今天这个戏班子假扮百姓,重新唱出这首歌,还有什么马屁比这令苏轼更兴奋,还有什么马屁比这令杭州官员更兴奋?!

    歌唱到半阙的时候,杭州官员已拍着手,齐声合唱……

    此刻,月上正中,织女星系与牛郎星系在天空中格外明亮,在场的妇女们纷纷掏出随身的针线包,掷在戏台上,齐声唱着七月七的歌。

    宋代,七月七这个绑架节还不是中国情人节,当时的中国情人节是元宵节,宋人约会,情人确定百年好合的日子都在元宵灯下,而七月七只是乞巧节。据说在这一天,献上自己亲手绣的针线包,会让自己心灵手巧,一世无穷。

    妇女们原本应该焚香祷告,在自家的香案上献上针线包,但宋代歌舞伎们是大家的青春偶像,当时的习俗除了向这些偶像投掷水果外,还可以投掷香囊,所以贵妇按照习俗向台上投掷香包。

    杨祖仁的浑家则是一边起身,一边拿手帕擦着眼角,低声向杨祖仁要求:“官人,这出戏前三折只是铺垫,明天才是戏骨,明天你还带我来……这‘秀秀’姑娘演的真好!”

    赵兴听了,满脸的微笑,秦观、毛滂听了一脸的得意,赵兴冲后面两位拱手,脸上全是夸奖的神态。唐棣带着他那五位夫人一溜小跑跑进赵兴身边,急不可耐的问:“赵兄,明天该演《待月西厢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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