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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解决文盲问题。实际上，这些各种识字班、扫盲班只是初级的扫盲教育措施。真正能让文盲的民族、国家接访、富强起来，将来还是要靠完善的教育体系，在全国普及小学、中学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让我们的劳动者都成为有文化、有修养、有劳动技能的人。”
梁漱溟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明亮起来，说话的语气无比热切：“刘司令员，你说将来要在全国普及小学、中学教育？那岂不是全国没有文盲了？”
刘一民肯定地点点头，补充到：“一个合理存在的政府，必须是维护国民权益的政府。受教育权是国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凡是搞愚民政策的政府，都是反动政府，应该被推翻的政府。”
梁漱溟是个性格倔犟、很有骨气的人物，历史上与主席交往很深，后来在建国后参加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发言中提出搞发展计划要照顾农民利益问题，还举了个例子，说是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引起了主席的的反感，不点名的予以批判。结果，梁漱溟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要求发言解释，和主席当面顶撞。以后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文革中梁漱溟写了首打油诗，说是“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梁漱溟听了刘一民的话，大有遇到知音之感，感叹道：“想不到在抗日主战场之一的山东，八路军的将领在和日寇浴血拼杀之余，还如此重视教育，把教育看的这么重，实在是难得。难得啊！”
刘一民没有因为梁漱溟的夸赞激动，沉思了一会儿，说到：“梁先生，不重视教育不行啊！大道理不说了，诸位都是大家、大儒，比我认识的深刻。就拿部队打仗来说，光凭勇敢是不行的，需要用脑子打仗，用知识打仗。举个简单例子，我们缴获了日军的飞机，如果有飞行员、领航员，就能马上起飞投入战斗。如果没有，只能烧毁。再举个例子，日军的士兵一般都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他们对武器性能的了解就比较透彻。象他们的炮手、观测手，计算坐标参数都很快而且很准确。所以，日军的大炮打的就很准。而中**队，士兵大多数都是拉来的壮丁，文盲很多，连名字都不会写，更不用说迅速计算比较复杂的弹道参数了。这样一比，两军的战斗力差距就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日军在做战役计划的时候，往往以一个联队甚至是一个大队来比对**一个师的根本原因。各位可能不知道，就是日军步兵，射击术也是非常厉害的，优秀射手占的字-< 书海阁 >-无广告//比例很大。特别是小鬼子常设师团的步兵，你只要在他的射程内，被他看见，那基本上都是枪响人倒，不死也得受伤。因此，**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一直维持在10比1的高比例上。可以说，**每一次胜利，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这中间也凝结着厚重的文化教育差距的深深的悲哀！”
这话说的很沉重，梁漱溟等人都不说话了，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
刘一民可不想让这些文化名人、国之瑰宝精神上受打击，话锋一转，接着说到：“有差距不可怕，落后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能找到造成落后、造成差距的症结所在，并采取措施迎头赶上。我们山东部队主力为什么能够连战连捷？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最主要的就是想方设法提高战士们的单兵素质。各位可能不知道，自从湘江整编组建红十八团后，我军就把干部战士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地处的口号就是当学习型指挥员、学习型战斗员。攻占陕西后，我们不但编写了红军步兵训练纲要，还编写了红军小学教材、中学教材，组织干部战士学习。这些教材都是我编写的，经过在陕西的教育界的专家们审定的。经过这些年的学习，我们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干部战士一部分已经完成中学课程，其他的也都完成了小学课程。其中一部分战士还能流利使用日语，个别的甚至掌握了英语、日语两门外语。有这个文化水平，再经过专业的培训，我军缴获日军的各种装备都能马上投入使用。比如我们缴获了日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在战场上直接就列装部队了。特别是缴获日军的各类大炮、轻重机枪，当时就可以调转炮口、枪口，用日军的武器弹药来消灭日军。这样一来，战斗力自然就上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