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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
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
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
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本鬼子、国民党顽顾派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
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
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新四军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就是你好我好哥俩好，无需经过激烈的战斗而流血牺牲，主要还是以项英为首的部分领导人把困难想得太小了。
（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势力的本性，让人们不能忘了，国民党有1927年在北伐接近胜利时，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对一起北伐的兄弟——中国共产人的大屠杀，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
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向全会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旨在排斥共产党，全面掌控国民党党权。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坚决抵御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独裁路线。而被国民党右派报纸公开辱骂为“叛徒”与“会场三怪”的南社创始人、诗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旗帜鲜明了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公开发言中反对蒋介石的以反共、排共为终极目标的这个《党务整理案》。次年，距蒋介石抛出《党务整理案》才11个月，随着共产党人起冲锋陷阵作用的北伐战争胜利刚刚结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就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着昔日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国民党左翼人士大开杀戒。三天后，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发源地广州;三个月后，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战争胜利目的地武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共产党人、左派群众的血腥惨案。在蒋介石鼓吹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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