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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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90年，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确立的两大目标之一消除贫困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只是还未达到最终消除的目标，而且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不过，其另一目标即社会重组已基本完成。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不仅使马来人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国家经济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该项推行20年的政策便如期宣告结束了。从1991年开始，马来西亚进入了“国家发展政策”时期。当年，首相Dr Mahathir Mohamad又宣布了国家发展“愿景”，要使马来西亚在2020年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尽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亦曾波及马来西亚，致使国民对实现“2020宏愿”的信心受到一定挫折，但是，马来西亚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的长期高速发展，的确为解决包括族群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经济上的相对繁荣（马来西亚在度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长达几年即1988年至1996年的平均80%的经济增长率），再加上对“2020宏愿”的期许和对国际上流行的trickle down理论（“一滴一滴向下”，即认为经济发展可以逐步使如不公平等社会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的信奉，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自信——“马来西亚能！”( ysia Boleh!)，以首相Dr MahathirMohamad为核心的巫统领袖对国内族群问题的态度亦发生了某种改变，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小开明”态度。这一时期，他们对非马来族群的某些合理要求，如成立“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和创办华人高等院校等方面的要求，也给予适当的满足。他们还为了推动国家认同进一步提出了超种族主义的“马来西亚族”概念。面对所有这些转变，马来西亚的华人亦曾感受到过某种鼓舞。然而，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由华裔民间团体掀起的“诉求”运动，却由于触动了宪法规定的“敏感问题”，不仅无果而终，还险些酿成了类似于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局面。迄今为止马来西亚的各类族群问题风波，也大有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所有这些似乎又向华人等非马来族群传达了另外一种相反的信息，这就是马来人即使在取得全面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他们所能做出的让步在现实情况下也还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