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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到大同，天下百姓不可能想什么有什么，总有满足不了的欲望。政权只能有所取舍，最大程度的让民心归附。这就是对治下百姓示之以公，临以大义的意义所在。公和义，就是让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立平西王，就是朝廷向西北之民示公义，从他们所欲。如若不然，从刚始到达的万民拥护，很快就会变成当地百姓诸般不适应，离心离德。明朝驱逐蒙古而有天下，所以说历史上得国之正，无过于明太祖。但明太祖登基，迷信天命，转过头去放下以前的大义，而去承认元朝的天命。再以明代元为天命所属而建立政权合法性，这假的天命撑不起明朝。
汉朝的天命不是完全的君权天授，在那之前，天听即民听，天视即民视，天心即人心的理论框架已经具备。那个天命，只是以天查民心，来获得认同感，民心才是根本。
神授和天授之后，政权的合法性必然来自于人民，所谓继承前朝法统，根本不会获得人民认同。徐平前世，新中国的立国之基是一切来自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让清帝退位而掌权的北洋民国，那个法统就是个笑话，接那个法统的都是笑话。
人从独居到群聚，必然是有了交集，才有了集体的认同感。一方面性情和欲望来自于自己，另一方面来自于那个集体。政权要维持集体的认同感，应该要尽量不干涉私人的那一部分，而加强集体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政权的公和义。
不承认人性的两面性，认为人性是一元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社会性的反应，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集体，只是人一元社会性认识在制度和文化上最基本的反应。不符合于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来自资本义腐蚀，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教育、改造。社会主义的很多运动都根源于此，制度和运动不是凭空来的。
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不承认或者弱化人性中的社会性，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等等很多思想，选举、议会等等很多制度，都是来自于这些政权对人性的认识。
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走向近代化，政治上最根本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来自于神，也不是来自于天，而是来自于人民。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这是最基本的判别标准，具体的政治制度只是保证这个合法性的。
选举制，必然要加以约束，约束的目的是取他们那个时代、那个群体的公和义。不加约束的完全普选制，必然会让私欲排斥公和义，成为按人群、按利益排排坐、分果果。这样的政权无法长久，也不会有牢固的合法性，只是一盘捏在一起的散沙。
徐平现在把这种思想推行到政治制度和具体政策当中，略微有些超前。历史上是欧阳修这一批人发展起来，把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深化，才初步完善的。他们当然不说这是政权的合法性，而是查治乱，究民心、辨性情，看政权的权正不正，皇帝和官员当位不当位。
以为大军过去，派出官员，谁不服就打谁的板子，再不服砍他的脑袋，就能够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实在是想多了。漫长的人类文明史，还没有强盗集团能建立长久稳固统治的。
徐平斩了元昊，灭了党项，占领那些地方，只是第一步。只有在后面的治理中，得当地人心，形成对宋朝的国家认同，才算是大功告成。
在这之前，立西平王争取当地人心，是不可缺失的过渡。沙州稳固，还可以凭此作为号召，向西域开拓。宋朝已经没有大汉的昭昭天命了，再建天命也不合时宜，是让历史走回头路，徐平只好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
长时间的天下太平，国泰民安，朝廷的治理得到人民的认同，归属感增强，西平王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弱。人民自然而然会向中原文化看齐，会主动改变风俗习惯，这就是教化的过程。教化是人民主动进行的，被动去做，事倍功半，还可能一败涂地。
民为国本，在这个年代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慢慢成为共识。徐平向包拯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选张家的人，为什么要立西平王，让他有清醒的认识。
对事情认识不清，认为选个人来做王只是骗当地百姓的手段，是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的。政权有扮有演，但不能够欺骗，一有欺骗，人心也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