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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命其实真的是数字。
杨潮也当过总统，他很清楚当你坐到了那个位置，你的心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杨潮当年当总统的时候，险些差点迷失了自我。
到了那个位置，财富、美女，这一切出于生理需求那样的生物本能完全得到满足，然后心理就开始变化，变得想做一些事业了。
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喜欢征战天下，喜欢开疆拓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容易得到的时候，就真的想做些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这个时候，自然人的‘人’的方面开始减退，慢慢自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象征，会不自然的将自己当做是国家，法国的太阳王说‘朕既国家’这不是自大，而是一种国王真切的状态。
杨潮曾经险些有过这种状态，他相信，史达林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他会将自己看做是国家的化身，人性变得没那么重要，这时候他做事的方式方法，只跟他的文化和知识有关，跟道德什么的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突破了哪一个层面，已经不再受到道德的约束了。
既然自己都是国家的化身了，那么还在乎那些组成国家的个人吗？
当然史达林依然是人，他确实把自己看做国家，但他要维持这种状态，就需要别人的帮助，他需要有支持者，如何让别人支持自己，显然告诉别人自己就是国家，这是不够的，自己把自己当做国家，可普通人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因此需要物质刺激。
史达林利用了这一点。
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弗拉基米尔建立了苏俄这种制度，因此也打开了腐败的根源。在弗拉基米尔时代，苏俄的腐败就开始显现，苏俄内部有识之士对此十分愤怒，九大上。许多代表纷纷指责各种腐败，“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本家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检察院委会主席古比雪夫抨击，“几乎每个机关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高官“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的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等行为层出不穷，新兴的权力阶层完全模仿了过去的沙皇贵族做派。
另外还有特权腐败，苏俄建立的疗养中心中也充满了不公，苏俄大员捷尔任斯基批评，“现在主要是那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得到了创维？是苏维埃的太太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其他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更是司空见惯。
弗拉基米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难以容忍这种腐败，立刻发布了《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开始大力打击腐败行为，仅仅21年一年，就判处了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记录在案的，显然漏网之鱼恐怕更多，可以说在弗拉基米尔时代苏俄的腐败就已经很普遍了。
史达林上台后，根本就不在乎这种腐败。反而开始利用这种现象，利用这种人心之中的私yu来控制手下。
史达林不但不制止腐败，反而将腐败制度化。
他规定官员根据不同级别，拥有不同的特权，具体有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
所谓宅地权，就是根据不同的级别。给官员建豪华别墅，弗拉基米尔时代，规定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不能超过一个房间，但史达林给他的支持者莫洛托夫整整一层楼，普通群众绝大多数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中。
所谓特供权，各级机关都设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不同的特殊供应。手持供应证可以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甚至包括国外的奢侈品，而普通人是见都难以一见的。
特教权则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培养他们的专门学校。特继权是指高级官员死后可以将自己的高级住宅和豪华避暑留给自己的子女终身享用。特卫权是指给高级官员配备警卫人员，维护他们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莫洛托夫这种级别的高官，每年开支可以达到几百万卢布。
最重要的是特支权，凡是到了顶层的官员，在国家银行中都有敞开户头，可以不受限制的随意提取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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