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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已经是一座现代化城市，除了二环里已经几乎见不到这样的老邮局。
比邮局还老的，是巷子里一家书店。
那书店门窗斑驳，挂着一块写着“老书店”的脱漆牌匾，墙脚落一两块墙皮以及植物的绿叶，窗台上摆着一盆很常见的花，一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抵在墙上。窗台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几个字：“今日书目：《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要义》。”方老师念了一句，问梁暮：“知道写什么的吗？”
少年梁暮摇摇头。
“没记错的话，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著。知道梁漱溟吗？”
梁暮再摇头。
“小朋友，要学的东西多着呢！”方老师笑了：“这家书店深得我心。”
方老师背手向里走，梁暮跟在后头。一个清瘦的男人坐在书店里，正在修一本旧书。两个人都好奇，站在书桌前看了片刻。那店主随和，抬起头对他们腼腆一笑：“可以随便看看书。”
“怎么收钱？”
“前半小时免费。来者都是客。”男人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人之时眼神温和，一双细长的手，指尖上缠着创可贴。看到梁暮看他的手就解释：“被书页划伤了。”男人手边放着的，就是黑板上写的那本《中国文化要义》。应该是他即将修复完成，准备对外出售。
方老师作为音乐家走遍全世界，眼界甚宽，却对修书感兴趣起来。坐在桌前认真看店主修书，有时会提问：“所以这样的要用做旧纸张替上去？”
“这里要勾笔画？”
“如果整本损毁呢？”
男人修书心细如发，答人问题亦是娓娓道来。甚至偶尔停下手中活计，为方老师认真展示解说：“整本损毁也要看程度。如果字体全部模糊，看不出本来样子，基本算作废书。”
梁暮也感兴趣，认真的看和听。有时跟男人眼神交汇，看到他眼神微微带笑，有谦谦公子的模样。这也是梁暮一生中第一次对光影记录感兴趣，那时的他心想这样的手艺如果记录下来会多么值得传承。
那天方老师不肯走，坚持要等店主修复完，并付钱买下那本书。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店主提笔写一句赠言给他。店主有些腼腆：“可我不是大家，我只是一个修书人，我的赠言没有意义。”
“不。”方老师摇头：“有意义。这是我不错眼看到你亲手修复的书，由你这个匠人写赠言在亲手修复的书上，非常珍贵。”
店主拗不过，提笔落字。正楷小字规整写下：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方老师感动万分，临行前要店主手写地址，并对他说：“我家中也有若干藏书，还请先生帮忙修复。我只有一个要求，回寄之时，请先生帮忙提字。”
店主应允，一直送他们至巷口。
直到后来许多年，梁暮对那家书店和店主都有深刻的印象。清瘦、白净，戴一副金丝眼镜，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带着淡淡的当地口音。
也是梁暮对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好印象之一。
那次合唱比赛结束后，两个合唱团建立了联系，不时给对方写信、通电话，互送曲谱和礼物。孩子们对这种因为兴趣而达成的友谊十分珍惜，梁暮也一样。每当方老师征集卡片的时候，梁暮都会报名。
“你准备把卡片写给谁？”
“张晨星。我就认识她一个。”
孩子们都要把卡片写给张晨星，因为她有一件好看的演出服，和一个好看的妈妈。
“也不能都写给张晨星啊。”方老师笑着说：“你们因为一件演出服记住了一个人，这是好事。但繁星合唱团还有很多小朋友呢，只写给张晨星他们会失落。”
最终的结果是写给“繁星合唱团”全体团员，中间夹带一句“我们想念张晨星等朋友们，期待再次见面！”
很多同学都知道梁暮有一个遥远的朋友，那朋友的妈妈很了不起，但梁暮没有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合唱团的信件问好。
那时12岁的梁暮只关心那两件事：一是平稳度过自己的变声期、另一个是明确自己的梦想。
他因为看到店主在修复旧书，突然对光影记录产生兴趣。那个暑假缠着爸爸给他买了一台摄影机，他从夏令营回来后就举着摄影机走街串巷。他开始观察人，性格迥异的人。
一头扎进光影天地，再也出不来。